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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与马,共天下”:一场心照不宣的权力平衡
司马睿称帝后,封王导为丞相,王敦为大将军,琅琊王氏子弟遍布朝野。据载,朝廷中七成官员皆与王家沾亲带故。《晋书·王敦传》称:“帝初镇江东,威名未着,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但“同心”背后,实是一场权力交换。
司马睿需王氏家族的支持以稳固地位,王氏则需司马睿的正统名分来巩固权势。这种关系犹如君主与权臣:君主有虚名,权臣有实权。一次司马睿与王导笑言:“要不这皇位,你我轮流坐?”王导慌忙叩首:“陛下折煞臣了,臣必永世辅佐。”但世人皆知,这“辅佐”的权力,已远超君主。
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是“拜官礼”。每逢王导上朝,司马睿必起身相迎,这在封建王朝堪称特例。有老臣进言:“陛下尊荣太过,恐失体统。”司马睿叹息道:“若无王家,哪有我今日啊!”
六、衣冠南渡的深远影响:中原文化的南迁与新生
衣冠南渡(313-317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据统计,逾百万北方人逃至江南。其中有士族、农民、手工业者,亦有僧人、文人,他们将中原的农耕技术、儒家文化、建筑艺术带入江南。
《宋书·州郡志》记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这些流民不仅带来劳动力,还带来犁、耙等先进农具,使江南荒地变为良田。
文化融合尤为有趣。北方人不惯食米,便将小麦种植技术传入江南;南方人听不懂北方官话,北方文人便尝试用吴语写诗。当时有文人作《吴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若以洛阳话吟诵,便失了吴地韵味。”
七、乱世中的文化孤岛:建康与长安的隔世相望
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时,长安尚有西晋末代皇帝晋愍帝,然不久便被匈奴所灭。此后中国进入“南北分治”: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混战,南方则为东晋偏安。
建康城(今南京)成了当时中国的“文化孤岛”。北方士族视之为避难所,江南士族视之为复兴地。王导于秦淮河畔建太学,招收南北学子;司马睿于鸡笼山(今北极阁)设天文台,延续天象观测。
有位从长安逃来的书生,立于石头城上北望而泣:“长安宫殿尽毁,我等根脉已断……”王导拍着他的肩道:“莫要悲伤,只要你我尚在,汉文化便不会断绝。你看这建康,不就是第二个长安吗?”
八、历史的叩问:“偏安”还是“复兴”?
衣冠南渡与“王与马共天下”留给历史一道谜题:东晋的建立,究竟是“偏安一隅”还是“文化复兴”?从疆域看,东晋丢失中原,确为偏安;但从文化看,它保全了汉文化火种,为南北朝对峙及隋唐统一奠定基础。
正如史家所言:“历史常于毁灭中孕育新生,于混乱中埋下秩序。”司马睿与王导或许未曾想到,他们在江南建立的政权,竟延续百余年,更孕育出王羲之、谢灵运等文化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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