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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塔天宫的琉璃光:惊世出土的刹那
1987年暮春,甘肃张掖大佛寺的修缮工程正进行到塔基部分。当工人撬开第四层青砖时,一束幽蓝的光芒从砖缝中渗出——这座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的佛塔地宫,封存了一件令考古界震撼的珍宝。在铺着丝棉的木函中,一具银棺内供奉着莲花形玻璃托盏,盏身如冰似玉,在手电筒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晕,托盘边缘的莲瓣纹与佛教造像中的宝相花如出一辙。更令人称奇的是,盏底残留的茶渍状痕迹显示,这件精美器物曾被用于供奉茶汤。
这座佛塔地宫的形制极为特殊:正方形窖穴深1.3米,四壁砌有佛龛,中央的须弥座上摆放着石函、银棺、玻璃器等供养品。根据同时出土的西夏文《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写本推测,地宫建造于西夏崇宗时期(1086-1139年)。考古人员在清理时发现,玻璃托盏被丝绸包裹,置于银棺前端,其尊贵地位仅次于佛骨舍利。与托盏同出的还有鎏金铜菩萨像、波斯银币等文物,暗示着这条穿越河西走廊的琉璃之路。
关于这件器物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个故事:西夏国师嵬咩在开凿张掖大佛寺时,曾获西域商人进献的“琉璃莲花盏”,称其为佛陀成道时天雨之花所化。虽为传说,却与《天工开物》中“琉璃石与中国紫石英相类,西域者贵得之”的记载暗合。考古学家通过热释光测年发现,托盏的玻璃成分与同期波斯萨珊王朝的钠钙玻璃高度相似,证实其原料可能经丝绸之路传入。
二、凝固的莲华妙相:文物本体的多维解构
莲花形玻璃托盏通高11.4厘米,由盏、托盘两部分组成。盏为侈口深腹,外壁以贴塑技法装饰三层莲瓣,每层十六片,瓣尖外卷如真莲绽放;盏底心刻有忍冬纹,内壁光滑如镜,能清晰映出人影。托盘呈浅盘状,边缘立雕一周莲瓣,盘心凸起圆形盏座,与盏底严丝合缝。整器呈湖蓝色半透明状,阳光下可见细密气泡,如春水映梨花,堪称古代玻璃工艺的巅峰之作。
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检测,托盏采用无模自由吹制技术成型,莲瓣纹则通过热塑贴花工艺完成。这种工艺需在1200c高温下将玻璃液吹成器形,趁软态时粘贴预制的花瓣纹饰,再经二次烧制固定。最精妙的是色彩控制——工匠在原料中加入氧化钴,使玻璃呈现出“雨过天青”的淡蓝色,这种配方与同时期伊斯兰玻璃作坊的“钴蓝琉璃”工艺惊人相似。
托盘底部的刻痕更藏玄机:显微镜下可见“光定四年”四字西夏文,对应公元1214年,恰为西夏晚期。而盏内壁隐约的水波纹,经x射线荧光分析确认是长期盛放热饮形成的溶蚀痕迹,揭示其曾被用于佛前供茶的用途。这种将实用功能与宗教象征完美结合的设计,在同时期佛教器物中极为罕见。
三、考古地层中的丝路密码:西夏玻璃工艺新发现
(一)原料来源的科技考古
通过中子活化分析,托盏的二氧化硅含量达72%,与河西走廊的石英砂成分迥异,反而与波斯高原的玻璃砂高度吻合。更惊人的是,其助熔剂采用天然纯碱,而非中国传统的铅钡成分,这种“钠钙玻璃”体系完全属于西方工艺传统。考古人员在张掖黑水国遗址发现的同期玻璃残片,成分与托盏一致,证实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存在专业的玻璃作坊,原料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输入。
(二)工艺传播的实物见证
托盏的贴塑莲瓣技法,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罗马玻璃碗装饰手法如出一辙,而盏底的忍冬纹又带有明显的中亚风格。这种融合多元文化元素的特征,在西夏文物中颇具代表性。内蒙古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琉璃器,西番语曰‘颇黎’”,显示当时已对西方玻璃有明确认知。更重要的是,托盏的造型与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北宋玻璃托盏极为相似,暗示着中原与西夏的工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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