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多宝塔碑：盛唐佛缘与颜体初鸣的石刻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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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考古人员在西安西明寺遗址（今西北大学附近）发掘时，发现了多宝塔碑的唐代原址痕迹——碑座四周留有柱础遗迹，证明此处原是一座佛塔碑亭。通过地层分析可知，此碑自唐代立于寺中后，未经历大规模迁移，直至北宋被移入府学。这种“原地保存”的状态，让碑文免受搬运损坏，成为唐代碑刻中保存最完好的作品之一。出土时，碑身仅有几处细微裂纹，经检测是石灰岩自然风化所致，而非外力破坏。

更重要的发现在于碑阴的宋代题记。这段刻于北宋元佑年间的文字，详细记录了“京兆尹取此碑入府学”的过程，还提到当时有工匠“重刻碑阴题名”。考古人员通过拓片比对发现，宋代拓本与现存碑文几乎完全一致，唯碑阴部分因后世加刻而略有差异。20世纪90年代，西安碑林博物馆对碑文进行光谱分析，发现表面附着一层极薄的氧化钙膜，这是千年间地下水渗透与空气氧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虽让部分文字略显“包浆”，却形成了天然保护层。

文物修复专家还在碑身底部发现了唐代工匠的刻痕密码：左侧有“采石于鄠邑终南山”的小字，右侧刻有工匠姓名“李君瓒”。通过与《唐代工匠名录》比对可知，李君瓒是天宝年间着名的碑刻大师，曾参与乾陵述圣纪碑的雕刻。这种将采石地与工匠姓名刻于碑底的做法，在唐代官碑中极为少见，为研究唐代碑刻的制作流程提供了直接证据——从石料开采、运输到雕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条。

四、价值之光：书法、宗教与时代的三重镜像

在书法艺术的坐标系中，多宝塔碑是“颜体”形成的关键节点。与初唐楷书“尚法”的极致（如欧阳询《九成宫》的一丝不苟）不同，此碑在严守法度的同时，注入了“写意”的精神——比如“口”部的处理，外框并非绝对方正，而是略带弧形，如“国”“图”等字，仿佛有呼吸之感；“横折”处不刻意顿笔，而是自然过渡，如“门”“闻”等字，线条流畅而有弹性。这种“法中求变”的探索，为颜真卿后期突破楷书程式奠定了基础，也让多宝塔碑成为后世学习楷书的入门经典——从宋代朱熹到近代沈尹默，无数书家的习字生涯都从临摹此碑开始。

从宗教史角度看，碑文是唐代密宗盛行的鲜活见证。楚金禅师作为不空三藏的弟子，是将密宗引入长安的重要人物，碑文中“诵陀罗尼万遍”“结坛供养”等记载，展现了密宗“口诵真言、手结印契、心作观想”的修持特点。更珍贵的是，文中提到的“多宝塔”形制——“七层八面，高三百尺”，与现存西安大雁塔的唐代形制高度吻合，为研究唐代佛塔建筑提供了文字参照。佛教史专家汤用彤曾评价：“多宝塔碑所记，实唐代密宗传播之实录也。”

而在时代精神层面，此碑折射出盛唐文化的兼容并蓄。一方面，颜真卿以儒家士人的身份书写佛教碑文，体现了“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碑文中“上资皇帝，下及众生”的表述，将宗教功德与皇权崇拜结合，反映了唐代佛教“依附王权”的特征。当我们细品碑中“四海晏然，八纮清泰”的字句时，既能感受到开元盛世的余韵，也能隐约察觉到安史之乱前夜的隐忧——这种时代情绪的微妙流露，让多宝塔碑超越了普通宗教碑刻的范畴，成为解读盛唐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如今，多宝塔碑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一展室的显要位置。每日都有学书者在此驻足，或铺纸临摹，或凝神细观。那些被千万次触摸的文字，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宝”字的宝盖头如飞鸟展翅，“塔”字的竖弯钩似游龙摆尾，“佛”字的单人旁若垂露欲滴。它像一位沉默的师长，用端严的笔画教导后人何为“法度”，又以灵动的笔意昭示何为“生机”。在碑石的裂隙间，不仅封存着盛唐的佛事盛况，更凝固着一个书法家对艺术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