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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并天下”瓦当的出土,为研究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提供了关键物证。考古学家发现,类似的文字瓦当在长安城遗址、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等地均有出土,但以未央宫所出最为完整。未央宫是汉代的政治中心,皇帝在此处理朝政,而将“汉并天下”瓦当用于宫殿建筑,显然具有昭示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义。
结合《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登临泰山封禅,刻石曰“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这种政治宣言与瓦当铭文形成互文,印证了汉代“大一统”思想的制度化表达。考古人员还发现,瓦当的出土层位伴随有大量汉代筒瓦、板瓦残片,以及“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文字瓦当,共同构成了汉代宫殿“瓦当阵列”——每一片瓦当都是王朝意识形态的微缩载体,它们排列在宫殿檐角,如同整齐的卫兵,向天下传递着皇权的威严。
更值得关注的是瓦当的制作工艺。通过与秦代“维天降灵”瓦当对比,汉代瓦当的模制技术更为成熟,文字布局更注重对称美,这与汉初隶书的普及、书法艺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陕西考古研究院的专家曾做过模拟实验:要烧制出如此规整的圆形瓦当,需先制作圆形陶模,再将泥片按压其上成型,最后入窑烧制。这一过程不仅需要精确的尺寸计算,更要求工匠对文字结构有深刻理解——“汉并天下”四字的笔画繁简差异极大(“汉”字14画,“一”字仅1画),却能在有限空间内达到视觉平衡,这种空间经营的智慧,恰是汉代美学“气势雄浑”的最佳诠释。
四、文物价值:陶瓦上的大汉精神密码
在历史价值层面,“汉并天下”瓦当是西汉王朝“大一统”理念的物质见证。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汜水之阳登基时,面对的是“异姓诸王并立”的分裂局面,直到汉武帝通过推恩令、盐铁官营等措施,才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统一。瓦当上的“并”字,不仅是军事征服的记录(如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更是文化认同的建构——当“汉”成为民族的称号,“并天下”便从军事目标升华为文明理想。这件文物比任何史书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汉代人如何用建筑构件书写国家叙事。
艺术价值上,它开创了文字瓦当的巅峰范式。西周瓦当以素面为主,春秋出现简单纹饰,战国秦瓦当以动物纹见长,而汉代则将文字与图案完美融合。“汉并天下”四字采用阳文凸铸技法,笔画凸起如浮雕,在阳光下产生强烈的光影效果,这种设计既考虑了建筑高处的观赏需求,又让文字成为视觉焦点。书法史上,汉代篆书虽不如秦篆规整,却多了几分率真与力量,瓦当上的线条圆劲中透着方折,恰似汉帝国“外儒内法”的治国之道——既有儒家的温文,又有法家的刚硬。
文化价值方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大一统”的深层认同。与同时期罗马帝国的马赛克镶嵌画不同,汉代工匠选择用最朴素的陶土记录最宏大的理想,这种“以质载文”的造物观,暗合了中华文化“重实质轻形式”的精神内核。如今再看这方瓦当,其表面的土锈斑驳如历史的皱纹,却掩盖不住文字的力量——当“汉”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当“并天下”从军事口号变为文化基因,这件陶瓦便超越了建筑构件的实用功能,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注脚。
玻璃展柜外,参观者的呼吸轻雾在玻璃上凝结又消散。两千多年前,它曾覆盖在未央宫的檐角,见证张骞持节出使西域的背影,听过司马迁在兰台宫书写《史记》的笔声;两千年后,它躺在恒温恒湿的展柜里,陶土中残留的关中黄土气息,仍在无声诉说着那个“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或许比起金缕玉衣的奢华,它只是一块普通的陶瓦,但若没有这无数片瓦当共同撑起的屋顶,又何来“凡日月所照,皆为汉土”的文明气象?这正是文物的魔力——最平凡的材质,往往藏着最震撼的历史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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