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镜鉴迷思,文明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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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7日,A国白宫东翼的会议室里,檀香木长桌铺满了关于大唐的研究资料。总统罗伯特·希尔将全息投影中的大唐历史时间轴定格在1433年,画面中,木质帆船冲破海浪,桅杆上的“唐”字旌旗猎猎作响。“看看这个,”他用激光笔指着新大陆的发现节点,“一场意外的航海,竟让他们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一、思想火种的异地燎原
在华盛顿智库的研讨会上,历史学者苏珊·陈调出了对比数据:“当东方大国在15世纪选择闭关锁国时,大唐的移民却在新大陆建立起‘儒墨法’融合的社会雏形。”全息沙盘模拟出16世纪的长安镇——木制城墙内,墨家工坊的蒸汽动力装置与儒家义塾的朗朗书声共存,法家制定的《拓荒者公约》刻在石碑上,明确规定土地分配与商业规则。
“最令人震撼的是他们对思想的实践。”苏珊放大画面中一名墨家弟子操作水力舂米机的场景,“墨家的‘强本节用’不仅体现在技术革新,更渗透到社会制度。大唐早期的社区实行‘按劳分配’,工坊利润的30%必须用于公共设施建设,这比空想社会主义早了三百年。”
与此同时,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教授正在讲解大唐的法治体系:“法家的‘法不阿贵’在新大陆演变成全民监督机制。每个年满18岁的居民都有权参与‘律法评议大会’,对政策提出质疑。这种原始的民主雏形,为后来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埋下了种子。”
二、工业革命的文化密码
在A国国家档案馆,一份1780年的《大唐工业白皮书》引发热议。泛黄的羊皮纸上,蒸汽机改良方案旁密密麻麻标注着《墨经》的力学原理,专利条款则引用了法家的“定分止争”思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档案研究员威廉姆斯推了推眼镜,“大唐的工业革命从一开始就带着思想的烙印。”
对比之下,A国的工业革命更多源于市场驱动。波士顿的一位企业家在论坛上感慨:“我们追求效率与利润,而大唐的企业主却把‘兼爱非攻’写进公司章程。他们的工厂设有工人子弟学校,产品研发必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这种理念在18世纪简直不可思议。”
更具启示意义的是大唐的人才培养体系。在长安大学的虚拟展厅里,A国教育代表团看到18世纪的课程表:上午研习《论语》《韩非子》,下午则在墨家工坊学习机械制造。“他们将儒家的道德教育、法家的规则意识与墨家的实践精神结合,培养出既懂伦理又擅技术的复合型人才。”A国教育部部长在笔记中写道,“这或许就是他们能持续创新的关键。”
三、制度演变的文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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