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跨洋薪火，共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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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工业革命的曙光悄然降临。墨家的机械传统与法家的严谨思维，成为技术突破的关键。在长安机械工坊，墨家门人墨启智改良蒸汽机时，参考的正是《墨经》中对力学与光学的论述；而法家学者则制定《专利法》，保护技术创新。“这种‘技术+制度’的双轮驱动，让大唐的工业革命比欧洲早了整整五十年。”周明远调出对比数据，1730年大唐的钢铁产量已超越同时期整个欧洲。

儒家思想则为工业化进程注入道德约束。当欧洲陷入“血汗工厂”的争议时，大唐的企业家们受“仁者爱人”的影响，主动改善工人待遇。1785年，长安纺织厂率先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建立工人子弟学校。这种“义利兼顾”的经营理念，被后世学者称为“民本资本主义”的雏形。

四、共同富裕的千年积淀

18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大唐的社会结构面临转型。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儒墨法三家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在议会辩论中，议员们引经据典：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成为财富再分配的理论依据；法家的“法不阿贵”确保政策公平执行；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则成为全民共识。

这种思想根基让大唐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走出独特道路。1860年，《全民保障法》颁布，规定企业必须将10%的利润用于社会福利；1888年，“全民持股计划”推行，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国有企业的象征性股份。“这些政策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千年思想沉淀的结果。”周明远展示着老照片，19世纪的大唐街头，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孩童在免费学堂中学习科技与经典。

当画面切换到2020年的大唐，教室内响起阵阵惊叹。全息投影展示的“共享社区”中，人们共同耕种、分享资源；智能工厂里，机器人与工人协作生产；而在图书馆，年轻人同时研读《韩非子》与《资本论》。“从荒洲拓殖到世界强国，从思想融合到制度创新，大唐用千年时间证明：共同富裕不是空想，而是可以通过文明智慧实现的现实。”

讲座结束时，窗外暮色渐浓。一位年轻学生举手提问：“我们能否借鉴大唐的经验？”周明远望向穹顶的世界地图，目光坚定：“大唐的崛起，本质是思想的胜利。东方大国与大唐同源共祖，只要能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结合现代理念，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共富之路。”

这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不仅揭开了大唐崛起的思想密码，更在东方大国的知识界掀起波澜。古老的儒墨法思想，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再次成为照亮未来的火种。